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總監毛少瑩 （受訪者供圖）
毛少瑩著作（資料圖片）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來到深圳后，毛少瑩曾主持或參與完成國家社科基金、文化部、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以及廣東省、深圳市、香港特區等多個政府研究項目，也是深圳文化發展的重要參與者和推動者。近五年她側重文化治理及國際經驗研究、公共文化政策模式研究、文化統計的國際比較研究、城市公共文化政策比較研究、公共文化服務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協同發展研究，以及藝術品、中華文化元素與博物館及城市文化等問題的研究。近日，現任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總監的毛少瑩接受了深圳商報《文化廣場》記者的專訪。
比較關心 倫理道德問題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在中山大學讀研究生時，讀的是哲學專業，這頗迥異于您后來工作時的研究方向。哲學最初如何引發您的興趣？
毛少瑩：主要是自己喜歡吧。我本科是念理工科的，個人比較關心倫理道德問題，如善與惡、公平與正義等，所以后來考了中山大學西方哲學專業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西方倫理思想史。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是《“道德人”與“經濟人”——亞當·斯密經濟倫理思想述評》。亞當·斯密一直被看成是現代經濟學之父、經濟學家，但其實他也是一位優秀的倫理學家。他在《國富論》之前就出版有《道德情操論》，并獲得了很高的評價。他也擔任過格拉斯哥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非常關心人類的福祉。今天看來，研究生階段的哲學、經濟倫理學訓練是我學術生涯非常好的起步。我非常感謝中大哲學系的各位老師，也很懷念當年濃厚的學術氛圍。正是這些，使得我后來保持了持續的研究興趣和較為開闊的學術視野。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1994年研究生畢業后，您到剛創辦不久的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工作，當時做這個決定您經過怎樣的考慮？
毛少瑩：彼時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剛成立，正需要人。要說明的是，那時正值改革開放后文化市場的活躍期，率先改革開放的特區和沿海地區出現了很多新的文化現象和問題，引起了國家文化部門的關注。我所在的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就是在此背景下，由國家文化部政策法規司和深圳市文化局聯合創辦的。這個機構雖然名字掛著深圳，辦公地點在深圳，但一開始的定位是面向全國五個經濟特區，即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而非僅僅是深圳。中心雖然1993年底拿到了批文，但我剛到特區文化研究中心時，中心還處于草創時期，唯一的工作人員是當時由市文化局調研處處長轉任中心主任的楊宏海先生。應該說，1994年中后期第一批人員到位后，中心才比較正式地開始運作。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應用性比較強的決策咨詢研究，說實話，開始階段我是有一點抗拒的。此前我做哲學研究，對理論問題比較感興趣，加之傳統的文史哲等領域對跨學科的應用性文化研究并不是很認同。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我們面對的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等問題深深吸引了我，投身其間，至今也算是樂此不疲吧。
兩類文化研究
沒有高下之分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這二十多年來，您主要從事文化政策、文化管理與城市文化研究，這是非常具有現實性的研究，或者說實用性很強。您是如何融入其中并建立起對這個領域的學術認同？
毛少瑩：文化政策與管理問題的研究是一種新興的綜合性、跨學科應用型研究，是需要將文化研究與公共管理學、政策學、公共經濟學、產業經濟學、城市規劃學等學科關聯交叉進行的，這類研究構成了如今方興未艾的文化政策學、文化管理學等學科的主要內容。當代文化研究主要有兩個路向：一是源于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這類“文化研究”也是跨學科的，以各種理論工具來分析文化問題、批判文化現象，比較傾向于解構性的，為加以區分，我稱之為“理論型的文化研究”；二就是我們所從事的以文化決策咨詢為主的“文化研究”，比如如何更好地進行文化資源的配置使用、文化空間的規劃布局、文化產業的振興發展等，這類我稱之為“應用型文化研究”。與前者不同的是，這類文化研究更立足于建構的立場，更關心如何有效地解決文化發展問題。
我對應用性文化研究的興趣與認同，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研究成果直接地影響到了文化發展的現實吧。比如我先后參與過市里文化立市戰略、文化發展規劃等的制定，參與過文博會等大型文化活動的策劃，文化專項資金管理等的研究等。后來也有機會多次參與文化部、省文化廳等的一些重要的政策法規的制定工作等。也曾經撰寫《中國文化政策30年》《公共文化服務概論》等書。這些工作成果，很多已經付諸實踐，獲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我想要補充一點，即便從純學術的層面來看，應用型文化研究與理論型文化研究同樣需要跨學科的視野與素養，同時需要對現實問題的深刻認知，要求一點也不低。比如研究文化創意產業，不僅需要懂得文化，也需要學習產業經濟學等；研究公益性文化事業，需要涉及公共管理學科的方方面面……總之，這些年做應用型文化研究，問題的復雜性促使我不斷學習，不斷開拓新視野。二十多年來我的體會是，文化研究是相通的，兩類文化研究并沒有高下之分。而且，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文化政策、文化管理領域研究具有巨大而迫切的現實需求，我非常希望有更多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年輕人能投身到這個領域，使得我們飛速發展的火熱現實能獲得更好的理論指導與智力支持。
所有問題的背后
都是價值觀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研究過亞當·斯密的思想理論，而他的《道德情操論》一書中用“同情”的基本原理來闡釋正義、仁慈、克己等一切道德情操產生的根源，揭示出人類社會賴以維系、和諧發展的基礎，這對于城市文化研究中如何促進人類福祉，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對您來說，亞當·斯密的思想為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怎樣的理論支撐？
毛少瑩：研究到最后，你會發現所有的問題都是倫理學的問題，也即是價值觀問題，選擇的問題。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會有什么樣的選擇。而我們發展的重要尺度，正是公平、正義、人類的福祉。不僅是亞當·斯密，所有過往的倫理學家們的思想、所有的倫理學素養，都在塑造你的價值觀，幫助你形成一個價值關懷的視野。比如現在備受關注的人工智能問題、虛擬現實問題，背后都有一個價值觀的問題。又比如經濟學要解決的根本問題，不也正是經世濟民的問題？為什么要經世濟民，背后還是價值觀。按照《全球通史》的作者，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說法，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如果全球財富平均分配的話，我們已經可以擁有一個人民比較“肥胖”的世界。換句話說，人類的生產能力已經足夠強大，財富是足夠的，但為什么現在還有那么多人在挨餓受窮，原因與價值觀有關。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文化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如果說“可持續發展”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問題，那么“文化發展”關注的就應該是人（群）與人（群）之間如何和諧相處的問題，這是我們文化發展非常重要的目的。因此，曾經的倫理學訓練可能形成了我研究的“底色”，我在做文化產業研究時，不僅關注文化產業產生的經濟價值，也會關注文化產業承載的文化內容、精神影響。我想，要有價值觀的關懷，人類的發展才不會迷失。
一直關注香港問題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您還比較早做起香港文化研究，寫過《香港普及文化初探》《十九世紀香港文化一瞥》《香港文化政策演變與管理現狀》等論文，但您這一方向的研究后來似乎中斷了？
毛少瑩：當時受著名香港近代史研究專家劉蜀永先生等的影響，我確實很早開始研究香港文化，但后來忙于其他，一度中斷了，很遺憾。盡管如此，我一直保持了對香港問題的關注。近年來也以粵港澳文化合作為切入口做了一些研究，比如寫了《珠三角文化合作的戰略思考》《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合作政策及存在問題分析》等文章。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三十周年時，您寫過《聆聽特區文化的時代濤聲》《關于30年深圳文化發展歷程研究的幾點思考》，最后提出一個建議：以深圳價值觀念的形成和演變為主線，開展深圳文化發展歷程的系統深入研究。如今九年過去，不知這方面的構想有何進展或改變？
毛少瑩：我在繼續這一研究，也有《深圳文化的精神指紋與觀念內核》等文章陸續推出，由于工作原因，更系統的成果還需要進一步的努力。
（深圳商報記者 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