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廣大知識分子中組織開展“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有價值的學習輔導材料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種子鐘揚》，前者“曉之以理”，后者“動之以情”，是深刻理解“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的有效材料。

活動同名學習讀物由黨政暢銷書作家操刀

《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今年8月由中央級出版社紅旗出版社出版，白鳳國編著。白鳳國是吉林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黨政暢銷書作家，其所著的《忠誠干凈擔當：做最好的干部》一書曾入選中央黨校發布的全國黨政領導干部2015年春季熱銷書目。

作為“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同名輔導讀物，《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一書緊密結合“弘揚愛國奮斗精神、建功立業新時代”活動，分愛國篇、奮斗篇、建功立業篇三個方面，“力求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從學習與貫徹的落實上，深入淺出、簡明通俗地闡述‘愛國奮斗、建功立業’的內涵和實質，介紹優秀知識分子胸懷祖國、立足崗位、艱苦奮斗、報國圖強的先進事跡和崇高精神。”

案例豐富是該書的一大特色。上述《通知》提到以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等“兩彈一星”元勛和西安交通大學“西遷人”為代表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以黃大年、李保國、南仁東、鐘揚等為代表的新時代優秀知識分子都在書中得以呈現。

譬如，“西遷精神”就呈現在該書第一篇第一章第一節。該書介紹說：“20世紀50年代，以交通大學為代表的一批高校積極響應黨和國家的號召，獻身大西北建設，鑄就了以‘胸懷大局、無私奉獻、弘揚傳統、艱苦創業’為主要內容的‘西遷精神’。”

交通大學于1896年以南洋公學之名創建于上海，有“東方麻省理工”之稱。“北清華、南交大”，交通大學歷史上曾與清華大學齊名，是中國早期最富聲望的理工院校之一，是“中國工程師的搖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國家繪制了西部建設發展的宏偉藍圖。黨中央、國務院從國內外形勢和新中國高等教育、工業建設布局等方面考慮，作出了交通大學遷往西安的決定。1955年，一批朝氣蓬勃的交大人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堅決擁護和執行黨中央關于西遷的決定，義無反顧地背起行囊，奔向大西北，積極投身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成為黃土地的拓荒人、西部大開發的先行者。”該書介紹說，“1400多名教工及其家屬，特別是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率先垂范，近3000名學生熱血沸騰，登上了‘向科學進軍’的西行列車。學校領導、學術帶頭人身先士卒，17位黨委委員中有16人遷到西安。西遷的教授、副教授、講師和助教等占教師總數70%以上……至1956年9月，6000多名交大人匯聚古都西安，經緊鑼密鼓建設而成的新校園也從一片麥田中拔地而起。”

“知識分子要認真學習‘西遷精神’，胸懷大局，以愛國奮斗為使命，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緊緊圍繞國家戰略發展目標、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斷攀登新高峰，不斷作出新貢獻。”該書指出，“近年來，一大批知識分子、青年學子也都聽從黨的召喚，紛紛背起行囊，到西部去、到基層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業。僅北京大學平均每年就有400多位畢業生去基層和西部，有去南疆喀什當駐村第一書記的，有到雪域高原基層衛生所當醫生的，他們扎根邊疆，奉獻青春。北京大學本科畢業生李雨晗放棄牛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杜克大學等世界名校的深造機會，選擇去三江源從事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和當地牧民一起進行生物多樣性監測，從人類社會的視角去理解、研究并嘗試解決動物保護的問題，獻身科學事業。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歷來是知識分子的無悔選擇。”

新華社兩記者聯袂推出長篇報告文學

《種子鐘揚》一書由新華社兩位記者陳芳、陳聰聯袂操刀撰寫，今年9月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陳芳長期從事宏觀經濟和科技報道，多篇作品獲得中國新聞獎，著有《“芯”想事成——中國芯片產業的博弈與突圍》等。戰地記者陳聰曾與吳晶合著報告文學《心有大我至誠報國——黃大年》。

《種子鐘揚》以報告文學的形式講述了新時代知識分子典型鐘揚的奮斗人生。

鐘揚生前是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植物學、生物信息學研究和教學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創新成果。他胸懷科技報國理想，長期致力于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率領團隊在青藏高原為國家種質庫收集了數千萬顆植物種子；他艱苦援藏16年，足跡遍布西藏最偏遠、最艱苦的地區，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才培養、學科建設和科學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以德修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用心盡力幫助學生成長成才；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連續17年參與科普志愿服務，是深受歡迎的“科普明星”。鐘揚曾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以及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等多項獎勵。2017年9月25日，鐘揚在赴內蒙古為民族干部授課途中遭遇車禍，不幸逝世，年僅53歲。

鐘揚是新時代優秀知識分子的代表之一。今年3月29日，中央宣傳部向全社會宣傳發布鐘揚的先進事跡，追授他“時代楷模”稱號。另外，中共上海市委還追授鐘揚“上海市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種子鐘揚》一書以優美感人的文筆、生動詳實的細節，記錄了鐘揚的感人事跡。

譬如，書中記錄鐘揚2011年6月帶領團隊爬上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北坡采到高山雪蓮時的一幕時就寫道：“這是一片冰川退化后裸露的巖石。在巖石縫里，藏著高僅10厘米、長著灰白小絨球花朵的不起眼兒的植物。花形宛如拇指，花朵散發著生生不息的氣息。鐘揚像注視一個剛出生的孩子那樣，疲憊的臉上掛著深深的歡欣與雀躍，凝望了很久……”

高山雪蓮是人們對高原上鼠麴雪兔子的俗稱。這種植物廣泛分布在我國西南和西北各地。1938年，德國探險家在海拔63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南坡采集到一棵幾厘米高的高山雪蓮，將其記載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高等植物，被國際高山植物學專著和教科書奉為經典。但在此之后，再也沒人找到這種植物。

鐘揚團隊2011年在海拔6000多米的珠穆朗瑪峰北坡采到高山雪蓮之后，《種子鐘揚》一書寫道：

“‘這個發現使我們找到突破現有世界紀錄的最高海拔分布植物的信心倍增，進一步的分子生物學分析將為揭示其種群來源和動態及其與全球變化的關系提供科學的依據。’鐘揚說。

“這些矮小的植株為什么能耐受干旱、狂風、貧瘠的土壤以及45°C的晝夜溫差？鐘揚在研究中得出結論：鼠麴雪兔子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分布最高的植物，就是靠這一群群不起眼兒的小草承擔著‘先鋒者’的任務，向新的高地一代又一代地緩慢推進。這一群群不起眼兒的小草，就是物種演進的先鋒者。

“鐘揚被‘高山雪蓮精神’深深地觸動了。他在文章中寫道:‘生命的高度絕不只是一種形式。當一個物種要拓展其疆域而必須迎接惡劣環境挑戰的時候，總是需要一些先鋒者犧牲個體的優勢，以換取整個群體乃至物種新的生存空間和發展機遇。換言之，先鋒者為成功者奠定了基礎，它們在生命的高度上應該是一致的。”

“在鐘揚心里，高山雪蓮就是他的人生坐標，激勵著他在青藏高原的這條科研路上繼續攀登，不斷填補我國相關研究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