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他在電影的夢工廠中，傾聽‘遠方的雷聲’，看盡了‘人間煙火’，最后干脆‘與電影一起私奔’，開出耀眼的‘厄夜之花’。”他是誰？他筆下電影中的深圳是什么樣的？《光影之城——電影中的深圳》是一部什么樣的作品？在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文學博士劉洪霞眼中，它是“一個人的電影與城市”。（聲明：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深圳新聞網立場。）
一個人的電影與城市
——評王樽的《光影之城——電影中的深圳》
劉洪霞
電影《誤殺》中有一句臺詞，“假如你看上一千部電影，世間將沒有什么奇跡而言”。王樽的心中駐守了何止一千部電影的軍隊，作為資深的文藝評論家，他暢游在文學與電影的世界中，深深地思考，盡情地書寫，世間早已春光明媚、云淡風輕。可是他卻說，“我書寫，是因為無力直面世界的堅硬；我書寫，是因為軟弱與無能”。然而，事實上，他在電影的夢工廠中，傾聽“遠方的雷聲”，看盡了“人間煙火”，最后干脆“與電影一起私奔”，開出耀眼的“厄夜之花”。王樽并不軟弱，更不無能，他不過是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罷了，他有細膩、綿密、遼遠而堅定的內心，而這一切，也許是電影帶給他的無窮力量。
繼《與電影一起私奔》《厄夜之花》《人間煙火》《遠方的雷聲》等多部與電影相關的著作問世后，王樽的新書仍關注電影，這一次聚焦的是他居住和工作的城市。因此，這本《光影之城——電影中的深圳》顯示出了別樣的情懷，這是一個人與一座城市、一個人與電影之間如絲如縷的纏繞、詢問、商量與感念的電影詩篇。書中通過“我看”“我感”“我聽”“我寫”四個不同的角度，闡釋了電影中的深圳——一座王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已然是故鄉，因此書寫得如此深情，又如此遼闊。
《光影之城——電影中的深圳》將成為未來深圳電影研究繞不過去的具有史料價值的著作，它的價值和意義顯而易見。深圳在電影中的形象，被王樽的筆梳理得豐富、多元而搖曳多姿，可謂是“橫看成嶺側成峰”。1994年，王樽第一次來到深圳，如此巧合的是《南中國1994》這部體現時代特色、直擊當下的影片，表明了來深圳尋夢的王樽與電影和城市的時間的同步性。影片中出現了深南大道的鏡頭，伴隨著激越的音樂，塑造出深圳時尚、感傷而狂放的形象，這一城市形象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也許與作者當時的心境更為吻合。
影片《跑過羅湖橋》《過春天》展現了深圳最為日常生活的形象，許多跨境學童每天清晨從深圳到香港讀書，夜晚從香港回到深圳。可是這最司空見慣的生活場景背后卻是對身份認同的問題的深刻思考。深圳的深南大道是許多導演的寵兒，不僅出現在電影《南中國1994》中，還出現《花季·雨季》《天籟夢想》中，深南大道升華為這座城市的文化符號，城市的春夏秋冬，深南大道盡收眼底，深南大道成為深圳城市的形象代言人。深圳國際化的形象被影片《一家兩制》表現出來，尤其是世界之窗的主題公園在電影中反復出現，以這種微縮景觀來表達城市渴望擁抱世界的愿望。世界之窗的微縮景觀把深圳塑造得仿佛天堂那么美好，電影《天堂凹》卻以底層打工者的故事告知大家天堂凹處才是最廣大最真實的存在。那么，電影中的深圳通過王樽如此細致的詮釋，城市擁有了多種清晰的形象，這些形象交織在一起，構筑了一座立體的城市，我們在它立體的空間中可以自由地穿梭，于是獲得了認識城市的神秘通道。
在著名導演朱塞佩·托納多雷的眼中，天堂就是電影院，在王樽的眼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深圳電影院中看過的每一部電影，都與這座城市的記憶相關，都與這座城市的情感相關。盡管與王樽在電影院中邂逅的電臺女主持人，淹沒在茫茫人海之中，再也尋她不著，但是籠罩在電影院中的美好情愫卻再也揮之不去，成為難以忘卻的紀念。書中深圳城市中的每一座電影院都與美好的記憶有關，城市中的每一座電影院都是一座美好的天堂，而拆除的南國電影院，猶如拆掉了一代深圳人的光影記憶，令人莫名地感傷。
王樽與香港導演許鞍華、韓國導演許秦豪的對話的發生場域也在深圳這座城市之中，當然也可以發生在任何一座城市，這其中沒有必然的關系。但是，因為這是一座充滿夢想的城市，每一個來深圳的人都是為尋夢而來，那么，這座城市仿佛就是一座夢工廠，所以在夢工廠中的關于電影的對話就會顯得與眾不同，它被賦予了另外的文化意義，原本輕松的對話增添了莊重的感覺，仿佛儀式一般。
王樽在深圳這座城市中看電影、聊電影、寫電影，電影是他生命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他的生命也因為電影而變得寬廣。那么，一個人、一部電影、一座城市，三者之間的關系交織起來，是如此微妙又緊密。一個人徜徉在城市的電影中，一個人生活在電影的城市中，一個人在電影中看到了希望與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