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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在四川省成都市召開，通報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出席會議。

目前，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正在進行中，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已發掘至器物層，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新發現，將更加豐富和深化對于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的認識，對更加全面認識三星堆文化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特別是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歷史關系以及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實物資料。

會議現場李瑞/攝

什么是三星堆遺址

三星堆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三星堆鎮，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鴨子河）南岸。遺址分布面積約12平方公里，核心區域為三星堆古城，面積約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性遺址。

三星堆遺址祭祀區分布示意圖

遺址發現于20世紀20年代末。新中國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門重新啟動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1986年發現1、2號“祭祀坑”，出土青銅神像、青銅人像、青銅神樹、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貴文物千余件，多數文物前所未見，揭示了一種全新的青銅文化面貌。1987年考古工作者提出“三星堆文化”命名，推斷其年代相當于夏代晚期至商周之際。1988年三星堆遺址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青關山一號大型建筑

國家文物局高度重視三星堆遺址考古與研究工作，20世紀80年代至今，指導四川省開展大規模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陸續發現三星堆古城、月亮灣小城、倉包包小城、青關山大型建筑基址、仁勝村墓地等重要遺跡，不斷明確三星堆遺址分布范圍、結構布局。考古工作者陸續在成都平原、重慶涪陵長江沿岸、嘉陵江流域、涪江流域、大渡河流域發現三星堆文化相關遺址，逐步廓清了三星堆文化分布范圍，也揭示了三星堆文化與中原地區夏商文化的密切關系。此外，考古工作者在成都平原發現以寶墩遺址、郫縣古城遺址、魚鳧村遺址、芒城遺址、雙河遺址、紫竹遺址等8處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寶墩文化城址，以及十二橋遺址、金沙遺址等成都平原商周時期重要城址，逐步探明三星堆文化源流。

臨時保護大棚

發掘艙

工作照

二號發掘艙及工作場景

“十三五”期間，國家文物局持續支持四川省開展三星堆遺址考古調查、發掘。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發現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均為長方形，規模在3.5－20平方米之間。目前，3、4、5、6號坑內已發掘至器物層，7號和8號坑正在發掘坑內填土，現已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500余件。發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協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國內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參與，形成考古、保護與研究聯合團隊。考古工作者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設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在多學科、多機構的專業團隊支撐下，構成了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實現了考古發掘、系統科學研究與現場及時有效的保護相結合，確保了考古工作高質量與高水平。三星堆遺址“祭祀坑”考古新發現進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遺址和三星堆文化的豐富內涵，有助于推動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開展。

三號坑出土文物場景

四號坑出土文物場景

四號坑表面出土金器

五號坑出土象牙雕

金面具

金面具殘片

青銅神樹

銅尊

青銅器

國家文物局已確定“川渝地區巴蜀文明化進程研究”作為“考古中國”的重大項目，以三星堆、竹瓦街、小田溪、城壩等等遺址為重點，深入研究川渝地區文明演進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總體格局的歷史進程。同時，指導四川省、廣漢市推進三星堆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范區創建工作，用好考古與歷史研究成果，保護傳承弘揚長江文化。

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提供實物例證

3月19日下午，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考古發掘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

據介紹，發掘工作秉持“課題預設、保護同步、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的理念，協調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國內多家科研機構和高校參與，形成考古、保護與研究聯合團隊。

此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負責人冉宏林介紹，“從人員編制、專家建構到設施設備配置及具體工作操作這一系列流程，在流程的各個環節，都有文物保護人員參與其中，為出土文物‘保駕護航’。”

“多學科融合，多團隊合作也是一大特點，在此次發掘工作中，共有30多家單位參與其中，不同單位的多學科研究人員不僅參與考古發掘，還參與多學科研究方案的設定、樣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現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研究兩張皮的不利局面。”冉宏林告訴記者。

此外，三星堆遺址考古人員對發掘信息進行了全方位采集，冉宏林認為，“考古發掘不僅僅是我們這一代的事，也要把信息留給后代，保留足夠多的信息為今后的發掘保護研究提供足夠豐富的資料”。

目前三星堆遺址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與30余年前發現的兩個“祭祀坑”有哪些異同呢？三星堆第1、2號“祭祀坑”發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長陳顯丹告訴記者，“新發現的六個‘祭祀坑’與之前的兩個相比，坑型都為長方形，基本形制與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種類相似，但出現了很多新器形，同時，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淺不一，坑內的文物各有側重，有的坑象牙多一些，有的坑大件青銅器較多。”

陳顯丹進一步介紹說，此次考古發掘出現的新器形，既反應了與中原文化有密切聯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為己所用的創新。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會影響四川考古、中國考古甚至世界考古很重要的發現。”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三星堆“祭祀區”的新發現有助于解決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問題和性質問題。過去我們只發現了兩個坑，這次新發現從兩個坑增加到八個坑，并且對周圍進行了詳細的勘探，有助于復原當時“神廟”或“祭祀區”內部的空間，對完整認識當時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于反映的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三星堆‘祭祀區’的考古發掘聚集多學科、多團隊的考古和文保力量。”孫華認為，這么多的考古專家和文保專家匯聚在一起，不同的思想、技術在一起碰撞，有利于推動我國考古事業的發展。

“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充分體現了古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和發展脈絡、燦爛成就的實物例證。”相關專家表示。

實驗室搬到考古現場考古與文物保護無縫對接

時隔30余年，再次對三星堆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科技在考古領域的作用日益顯現。

“針對本次新發現坑的發掘、保護與信息提取，專門設計一套多功能考古操作系統，努力創新設計具有中國風格的考古發掘設施設備。”雷雨介紹。

記者看到，在考古發掘現場設有考古實驗室，此舉屬于首創，實現考古出土文物與文物保護無縫對接。

現場保護實驗室顯微觀察出土文物

據介紹，此次發掘，考古工作者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建設考古發掘艙、集成發掘平臺、多功能發掘操作系統，在多學科、多機構的專業團隊支撐下，構成了傳統考古、實驗室考古、科技考古、文物保護深度融合的工作模式，實現了考古發掘、系統科學研究與現場及時有效的保護相結合，確保了考古工作高質量與高水平。三星堆遺址“祭祀坑”考古新發現進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遺址和三星堆文化的豐富內涵，有助于推動三星堆文化研究深入開展。

發掘艙

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國內多單位、多學科參與三星堆祭祀區發掘研究工作，堪稱一流的考古發掘大棚、工作艙、實驗室設施，是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的探索與實踐，構建起考古發掘現場預防性保護的新模式，具有引領、示范作用，為下一步科學發掘，取得重要成果打下了堅實基礎。

按照“考古中國”項目的計劃，下一步將繼續對新發現“祭祀坑”開展精細考古發掘與文物保護、多學科研究，并在“祭祀坑”的外圍勘探發掘，把握祭祀區的整體格局、形成過程，以期系統、全面地把握古蜀文明祭祀體系。并將三星堆遺址納入整個川渝地區巴蜀文明進程研究體系，為進一步認識巴蜀文明內在特質和聯系，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發展和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文明化進程而努力。

來源：美術史知識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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