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設靈堂不搞奠儀”“骨灰請讓清風吹走”……近年來，一個又一個文化大腕走完他們的傳奇人生。他們有生之年聲名遠播著作等身，臨終囑托從容睿智大度灑脫。
他們都是勇敢的人
著名女作家、文學翻譯家和外國文學研究家、錢鐘書夫人楊絳（1911～2016）遺囑：“不設靈堂，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
著名作家張賢亮（1936～2014）的遺囑：遺體火化后請將骨灰送回鎮北堡西部影視城安葬。對于父親的遺囑，張賢亮的兒子張公輔回應稱，父親希望在他去世后，西部影城設立一個救助基金，即每年從影城的門票收入中，去除各種成本后，都全部捐獻出來，一是繼續“救生行動”，二是支持寧夏的藝術、教育等公益事業。
著名畫家朱新建（1953～2014）兒子敘述父親遺愿：我父親去世前很久就寫下了遺囑。瞞著我寫的，他怕我難過。囑咐我從速退掉公家的房子，退房以前務必打掃干凈。囑咐我拿一筆錢給照顧過他的保姆，并物品若干。我父親的遺囑簡潔明了，語氣從容。他看上去是一個文弱的舊知識分子，但我知道，他其實是個勇敢的人。
著名英籍華裔女作家、社會活動家韓素音（1917～2012）遺愿：如果在瑞士或附近去世，就葬在洛桑離她家不遠的那處墓地。但同時，她也表達了想回到中國的愿望。所以這份遺囑有點矛盾。在韓素音新書的封面上，寫著這樣一段話：我的一生將永遠在兩個相反的方向之間奔跑：離開愛，奔向愛；離開中國，奔向中國。
文學家、佛學家、教育家、文化傳播者、學者、詩人南懷瑾（1918～2012）遺囑：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腦，從容過生活。
中國紅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詩人、書法家周汝昌（1918～2012）臨終囑咐：一切從簡，不設靈堂及追悼會。離世前一周，他向女兒口述了新書的提綱，以為不久便可以開始寫作，但生命的火燭驟然而熄，新書的寫作成為未竟之事。
當代知名漫畫家、美術史家、美術評論家、書法家、作家黃苗子（1913～2012）遺愿：我堅決反對在我死后開什么追悼會、座談會，更不許宣讀經過上級逐層批審和家屬逐字爭執仍然言過其實或言不及其實的叫做什么“悼詞”。否則，引用鄭板橋的話 ‘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中國當代文學大師、畫家木心（1927～2011）的遺囑中表示：不愿意自己的形象被公開，被傳播。木心遺世獨立，但又想要“留下痕跡”，多少有些矛盾。他想要留下的，是那些已經不屬于他的文字和藝術，而他的形象，是可以被遺忘的。
當代著名畫家、油畫家、美術教育家吳冠中（1919～2010）有風骨。他推崇魯迅“不做空頭的文學家和藝術家”的觀點，三個兒子無一學畫。臨終前，他為子女挑選了幾幅畫作為紀念，其他的全部捐給國家。他的遺囑專門提出，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甚至連骨灰也不愿留。
著名文物專家、學者、文物鑒賞家、收藏家王世襄（1914～2009）遺愿： “不成堆”后推《錦灰屑》。去世前一年多，王世襄提出，《錦灰堆》系列都已經出到《錦灰不成堆》，既然都已經不成堆了，那就在之后推個《錦灰屑》，“現在文字很少，估計很難推出了。”
國際著名東方學大師、語言學家、文學家、國學家、佛學家、史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季羨林（1911～2009）遺囑有兩個版本：
1.“我把所有的財產捐獻給北大，捐獻給國家，不給子女留一分錢”。
2.“全權委托我的兒子季承全權處理有關我的一切事物。一，我已經捐贈北大一百二十萬元，今后不再進行捐贈。二，原來保存在北大圖書館里的書籍文物只是保存而已，我從來沒有說過全部捐贈。”
他們的思想仍在閃光
中國現代作家、文學研究家、翻譯家錢鐘書（1910～1998）遺囑：遺體只要兩三個親友送送，不舉行任何儀式，懇辭花籃、花圈、不留骨灰。
作家、紅學家、新文學運動初期的詩人、中國白話詩創作的先驅者之一俞平伯（1900～1990）遺言：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難于辭達。
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者沈從文（1902～1988）遺言：“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么好說的。墓碑上寫著：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著名的哲學家、邏輯學家、新道家代表人物金岳霖（1895～1984）遺囑：“哲學所黨組負責同志：我可能很快結束。我要借此機會表示我感謝黨，感謝毛澤東同志，感謝全國勞動人民，把中國救了，瓜分問題完全解決了，四個現代化問題也一定會解決。我死之后，請在我的存折中提出三千元獻給黨。請不要開追悼會，骨灰請讓清風吹走。”
中國當代學者、思想家、經濟學家、會計學家、歷史學家顧準（1915～1974）遺囑：對于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是于里夫、耕漠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交給重之(注：顧準幼子)；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淑林，并入媽媽的遺存；在上海現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佰元贈予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并由他全權處理。